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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雯:把尋常人事化煉成小說

來源:文藝報 | 張惠雯 樊金鳳

张惠雯,一九七八年生,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现居美国波士顿。已出版短篇小說集《飞鸟和池鱼》《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散文集《惘然少年时》。曾获新加坡金笔奖、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大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奖大奖等多个奖项。

 

故鄉仍然是我寫作的富礦

樊金鳳:我讀到您的第一本書是《在南方》,說實話當時的感覺是驚喜,還給《在南方》寫了一篇書評,那篇書評有一個關鍵詞“孤獨”,您的新書《飛鳥和池魚》裏也有一種孤獨感,但是這種孤獨似乎不同于《在南方》裏那種荒涼廣袤而無助的孤獨,在《飛鳥和池魚》裏,主人公似乎享受那種孤獨,享受一個人安靜的時候。幾年過去了,您對于孤獨的理解是否發生變化

張惠雯:我對孤獨的理解沒有大的變化。人生而孤獨,無論在哪裏生活,只是孤獨的原因、感受各有不同。還鄉者有還鄉者的孤獨,異鄉人有異鄉人的孤獨。如果說兩種孤獨感帶給讀者的感受不同,那大概是因爲《在南方》裏人物的孤獨是“現在進行時”,而且他們身處異鄉,這種孤獨感在讀者看來也許更可理解。而還鄉者呢,當他看到一個變了的、自己不再熟悉的故鄉,或者說“失去了”的故鄉,他的孤獨不會不強烈,但因爲他本來也早已離開了此地,所以這種孤獨顯得更獨屬于他,“此地”的人或許更難以理解、共情。

另外,我认为孤独对于小說家非常重要,写作需要独立的空间。和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尽力观察,但只有在孤独的时候,你才能揣摩他们、梳理出他们的特点以及可能存在的故事性。孤独的时候,往往是沉淀、分层、一切更清晰化的时候,感觉和想象的触角都更敏锐。其实,写作者怕的往往是热闹,是在生活表层的浮华泡沫上浮着、不得沉静。

樊金鳳:在我的認知裏,《在南方》與《飛鳥和池魚》形成了具有某種意味的對照關系,一個對應離開,一個對應歸來,這也讓我想起這本書的書名“飛鳥和池魚”,似乎暗含著某種隱喻性,能和我們說說書名的深意嗎

張惠雯:很多年前,我看到一幅日本画家的画,名字是“飞鸟和池鱼”。画里的飞鸟和池鱼像在交谈,我当时就想,如果它们能交谈,会说些什么。小說里,这个意象确实有一种对照关系,你可以认为飞鸟象征着漂泊,池鱼象征着锢于此地;或飞鸟象征着离开的可能、一个更自由、广阔的世界,而池鱼象征着无可逃脱的束缚……但应该注意的是,二者是可能相互转换的,飞鸟可能因为内在束缚变成了池鱼,而池鱼有可能在精神世界放飞自己,虽囿于一处反得了自由。

樊金鳳:《在南方》是移民題材,寫的是故鄉的經曆如何影響到主人公的異國生存。《飛鳥和池魚》講述的是還鄉,以遠涉重洋者回歸、回望的視角書寫故鄉縣城的故事。爲什麽會想到寫這樣一組有關“還鄉”的故事它們是否與您置身其中的現實生活構成某種關聯

張惠雯:其实还乡题材、回望的视角在《两次相遇》这样的小說里已经出现了,近两三年,我比较集中地以这样的视角去写。《在南方》是写华人移民故事的小說集,和《飞鸟和池鱼》区别较大,更早一点儿的《两次相遇》小說集里的作品和《飞鸟和池鱼》里的故事关联更近一点儿,但区别在于那里面的故事多是纯粹的中国故事,不像《飞鸟和池鱼》里的大部分小說有个还乡者的视角。

像我這樣旅居海外的作家,要寫的故事通常是這樣兩種:故鄉的事、居住地的事。故鄉的事總和記憶有關,也可以說,和童年、個人成長有關。而還鄉者講述有關故鄉的事,那其實並非純粹的故鄉的故事,其中肯定雜糅著還鄉者的異鄉目光、童年記憶、鄉愁基調等因素,那樣的故事和單純的中國故事就有不太一樣的風味了。我覺得這個是身居異鄉的作者才可能寫出來的,寫來也是最自然的。

樊金凤:是啊,故乡的事影响个人成长,它与我们的生命是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包括各种细节、感官,非常稠密。故乡很复杂,一言难尽,作家莫言在一次对谈中,坦言自己对高密的爱恨情仇都有。从您的成长经历看,其实是一步步离开故乡的过程,《飞鸟和池鱼》里有许多关于故乡非常具体的书写,如《街头小景》里,“我就像契诃夫小說里描述的一百多年前的人,从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回到自己外省小城的家乡,对一切陋习不满,变得愤世嫉俗起来”。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故乡 它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張惠雯:我17岁离开我生长的中原小县城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生活了15年之后来到美国,如今在美国又生活了11年。所以,我在国外的时间早已超过我在故乡的时间,但我还在写故乡的故事。故乡就和母语一样,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镌刻最深的东西,成为了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我在小說里写的一样,我对它的落后、封闭、陈规陋习无论有多不满,它仍然在我的记忆深处,是我写作的富矿。

去發現普通人身上發光的東西

樊金凤:您的小說让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的暗影里,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就像评论家张莉评价奥斯汀的一句话“她能写出日常生活的深刻性”,这句评价我想把它借来送给您,因为您的小說让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人和人性。关于日常、人性等话题,想听听您的看法。

張惠雯:谢谢。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人啊,所以就尽量寻求它的意义吧。有一种写作,是帮助读者从日常生活中完全逃逸出去,到一个幻想世界中,那也非常好。但我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使日常生活不那么日常,去除掉那些过于庸常的东西,发现其中微妙、诗性的东西。我对小說人物基本也是这样的态度,我并不想创造经历多么奇特的人,我想做的是去發現普通人身上發光的東西。这瞬间的光芒、看似死水般的生活中的一道涟漪,就具有了诗性,就构成了文学表达的意义。我很喜欢诗人艾略特的一句话:诗人的任务不是寻找新奇的感情,而是把寻常的感情化炼成诗。对于我来说,我的任务也不是寻找新奇的人和事,而是把寻常人事化炼成小說。

樊金凤:您把寻常人事写得充满诗意,小說里常出现一些非常精彩的表达,比如《飞鸟和池鱼》里患病的母亲有一天心情突然变得很好,小說是这样写的:“她看起来像突然而来的好天气一样,很鲜明”,把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诗意,形象,是对小說语言的要求比较高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语感

張惠雯:我想主要是多年阅读形成的一种对语言的要求。如果语言粗糙,我自己都读不下去,不可能拿出去给别人读∩以说我对小說语言有一定的要求,但我也不觉得这是太高的要求,我觉得语言好是基本的,一定要简洁、准确,最好能够摆脱庸常而带有一点诗性。

我喜欢乔伊斯小說那种绚烂之极的平淡、丰富之极的素朴、激情之极的冷郁。我的小說总体而言并不难读,在选择词语的时候,在准确度相似的前提下,我一定会选更简单常用的那个词,但我还是希望读者可以读得更深一些,读出那些“略去”的东西和语言的留白,理解那些并不那么明显表达出来的暗喻和意境。

樊金鳳:優秀的寫作是有腔調的,我們在您的作品裏已經看到一種張惠雯的個人風格,那種古典、舒緩、細膩、精准的敘述方式,非常具有辨識度。您的寫作風格看起來更多是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請問哪位作家對您的影響至深

張惠雯:影响过我的作家很多,可以列个长长的单子。在艺术上影响最深的大概有这么几位:福楼拜、契诃夫、亨利·詹姆斯、《都柏林人》时期的乔伊斯。其实,我心目中的好小說有很多,但一些基本的标准是:它的语言必然是好的,它是有强烈风格的,它的细节是丰厚的、它是有诗意的,它对这世界是怀着善意的。

樊金鳳:豆瓣讀者普遍對您的評價是敘事和文字功底特別出色,有一種教科書式的好,說您是一位被低估的作家,對此,您怎麽看

張惠雯:很感谢读者的理解和鼓励。我自己倒没什么委屈的感觉,我觉得我的小說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以及出版都挺顺利,也经常得到业内小說排行榜或是奖项的肯定,我已经满足。我想读者说的低估,主要是指在市场上没得到多少认可。首先,现在很多人阅读是要得到娱乐休闲,而不是为了得到艺术审美;其次短篇小說的读者本来就比长篇少很多,而我又只写短篇,而且故事性不强、避开热门题材;再加上我常年在国外,几乎不能回国参与任何宣传,我也不是一个网络上活跃的人,连豆瓣账户也没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叫好不叫座很可以理解。

現代女性體現在內在精神

樊金凤:从《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再到《飞鸟和池鱼》,我发现您喜欢写爱情,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是要想把爱情写得不俗挺难的,伟大的爱情小說往往超出爱情本身。您笔下的爱情微妙、复杂、丰富,请您谈谈对爱情的理解。很多人认为,现在年轻人对于爱情相对被动,缺乏激情,也更为世故,面对爱情时,会有许多利弊的权衡,这就导致了许多爱情的错失,您对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張惠雯:面对爱情时候的权衡利弊并非这个时代年轻人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我们现在看《傲慢与偏见》,里面的主人公都在权衡利弊。我只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身处一个更为物质化、阶层固化的世界,生活其实更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对生存的考虑自然会多一些。我小說里写到的爱情也有权衡,主人公有犹豫、顾虑,有各种考量。我们现在有个印象,就是爱情一定是狂热的、纯之又纯的,我觉得那是琼瑶式的爱情,或者是青少年式的爱情,其实爱情多半是复杂的,有各种别的东西掺杂、纠缠,所以才会有矛盾、斗争、博弈和割舍。

愛情或者說愛的感覺這個東西,人經曆了自然會理解,不經曆的話,就算談過很多戀愛或是聽別人怎麽去講,都不可能理解。所以我不會給年輕人什麽建議,這種建議沒有意義。我只能說,愛情是人生非常珍貴的禮物,許多人一生都未必得到,你要得到了,得明白自己是個幸運的人,爲此所受的挫折、痛苦也就值得了,而且在往後的生命中也會有它的意義。我喜歡加缪的一句話:“不被愛只是不走運,不會愛則是真正的不幸。”這裏的愛當然是更廣義的愛,但同樣適用于愛情。

樊金鳳:如果我們曾經擁有過真正的愛情,多年之後人到中年,這份情感引起的漣漪依然帶給困頓生活中的我們光和希望,您寫出了中年人的困境和憂傷,同時也提供了一種與生活和解的方式,給予精神上的撫慰,您如何看待文學的治愈作用

張惠雯:我觉得文学不负责治愈,即便我本人偏爱写底色温暖些的东西,也是我的性格使然。我写作时也没有想过通过作品治愈什么,只是想忠实表达情感的原貌,表达爱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它无可取代的价值。如果它能够给予读者一点儿安慰,我当然会非常高兴。我大学时喜欢听甲壳虫乐队的歌,他们有一首很著名的歌叫“Hey Jude”,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For well you know that it's a fool who plays it cool by making his world a little colder.”同样地,我不想通过“冰冷的”写作,让自己或他人的世界变得更加冰冷。我理解有的作家敢于冒犯读者、刻意引发读者不适,艺术本就是多面的,但那不会是我的选择。我还是希望读者读了我的作品会感觉更好一点儿,而不是感觉更痛苦、更绝望。虽然世界有时看起来冷酷荒谬,但人身上总有好的东西,生活里也始终有温暖和希望,去发现这一点儿,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是值得的。

樊金凤:我们在爱情小說里,会看到许多陷在爱情中不能自拔的女人,却较少看到一个男人在爱情中的受难。但是,在您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男人在爱情里会表现出痴情和痛苦,女人往往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如《昨天》《天使》《岁暮》等,男人和女人在对待爱情时是否不同

張惠雯:一般来说,男性比较务实,或者说,他们在过去时代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们除了恋爱,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所以他们会趋向于务实。但男人当然和女人一样,也会在爱情中受折磨。其实描写男人受爱情之苦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譬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包法利夫人》里,包法利先生深爱着妻子,但受苦又受骗;纪德的《窄门》,男人也是被拒绝、受苦的那个。现代小說里你肯定会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我觉得中国小說里可能少一些,这可能还是和女性地位有关。在中国的文艺作品里,女人大多还处于感情的弱势地位,是被控制、受摆布的一方。

男女在爱情里的具体表现可能不同,但在平等的感情关系里,不可能只是女性受折磨。我在你提到的这些小說里写的是一种平等、势均力敌的感情,女性也不是受冲动摆布的爱情动物,她们独立、有头脑,会和男人一样权衡利弊、进行选择、采取行动。

樊金凤:您的作品大多是以男性视角在写作,这样处理是出于什么考虑“新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最近在国内谈得比较多,其实女性写作也不光是以女性的声音在写作,比如蔡东《她》就是男性叙述。特别好奇您在写作时是否也带有一种性别精神因为我在您的小說里的确看到女人的声音和力量,比如《岛上的苏珊娜》,我也在您其他的作品里读出一种对女性的保护和温柔。

張惠雯:我的確很喜歡寫女性,但我不喜歡寫女性的勾心鬥角,我喜歡寫女性身上非常獨特的東西:柔韌、善良、包容、愛的天賦……如果有人說我的寫作裏有女性主義,我不會反對。另外,我喜歡寫現代女性,但我通常不會把那種女人能自己掙錢掙地位、不需要男人的濫調作爲我的現代女性標注,我覺得現代不體現在財富地位,而體現在內在精神,譬如智慧、理解力、判斷力和行動能力。有這些品質,即使是一個家庭主婦,那也是現代的。聰明的現代女性也懂得和男人交流、合作,我們的世界肯定要通過男女共同的努力才會更完整,總是聲稱不需要男人、站在對立面喊口號,這本身是一種幼稚。

你提到男性視角,是這樣,《飛鳥和池魚》裏的還鄉男性的視角,還有《在南方》裏的男性來訪者視角,是我喜歡重複使用的敘述視角。我覺得選擇男性視角去反觀女性,因其中混雜了男性的觀察和感覺,會産生一種類似印象主義的豐富性和多義性。以女性視角去寫女性,肯定能寫出不同的東西,但我自己感覺會貼得太近,自身過強的認同感可能造成幹擾。所以我經常選擇男性視角去寫,那種異性視角的暧昧、多義性會有一種美學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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