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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人”的生活方式與精神結構

來源:中國作家網 | 叢治辰

阿來的新書是一部散文集,題目叫“以文記流年”。將文章視作記錄流年的手段,這表明了阿來的某種態度:他無意將這些文章寫成精致而孤寒的藝術品,而致力于把它們與作者的生命體驗深切聯系在一起。作爲藝術品的文章當然是好的,它們有章法,有韻致,就像是擺在古董架上的精美瓷器,從哪個角度看都流暢熨帖,令人贊歎。相比之下,記錄流年的文章更像是旅人的飯甑,倒也未必一定粗糙樸素,重點不在這個層面;重點在于它的質感,在于上面那一層旅途的風塵斑駁。就像阿來這本集子裏的文章,我們可能完全忽略作者寫下它們時的匠心架構,卻總能從這些文字裏看到一個人,在他的生命旅程裏緩慢地走著,四處張望著,感覺著和思考著。這樣的身影,是作爲藝術品的文章裏所沒有的。

阿来的确热爱旅行,但他的旅行有异于常人之处。今时今日,旅行早已司空见惯,成为大众消费的一部分,阿来却还倔强地保留了一种相当古典的旅行态度。他反复表明,在旅行时带一本书是他的习惯:去拉丁美洲,带着聂鲁达的《詩歌总集》,诗人基于那片大地的歌唱伴随了阿来整个行程(《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到福州和泉州去,或许行李中藏着一本马苏第的《黄金草原》,没带也没关系,阿来在当地找到了《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海与风的幅面》);而恩施利州之行,则根本就是由书籍资料促成的,阿来想要看一看,此前在历史记载里读到的水杉发现之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水杉,一种树的故事》)。阿来的旅行习惯让人想起很早之前,那时候人们还普遍不愿意或不可能离开家乡,到一个陌生之地获得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体验还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少数的这些人,或被动或主动地风雨兼程,可并非只是到异乡去拍几张照片,吃几口小吃。那时候的旅行不是消费,也不是娱乐,而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刻骨铭心的部分。在这种生命体验中,山河岁月铭刻进旅人的精神结构,而旅人的目光又反过来映照着山河岁月。

這樣一種旅行將外在的風景充分知識化與審美化了,同時也讓主觀自我成爲風景的一部分。旅行因而未必是到遠方去看見他者,而重在到深處去認識自我。如此一來,則旅行何必一定與肉身的空間移動有關它根本就是一種自覺人生的隱喻。對于阿來這樣的旅人來說,旅行即是生活,生活亦是旅行。因此在這本小書裏,我們讀到阿來談山,談廟,談酒,談桂花,談故人,談書畫,無不帶有一種旅人的好奇心,好像生活裏的每一事每一物,都足以構成一場冒險。在這些日常的冒險裏,阿來同樣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旁征博引、深思熟慮,更重要的,是深情款款。這就是爲什麽,這些阿來所談及的對象,在很多人筆下很容易就變成可供賞玩之物;在阿來這裏,卻絕不可能老老實實地待在古董架上。它們是行動著的,面對阿來,它們爭相有所訴說。

阿来实际的旅行和精神的旅行,以及一以贯之的“旅行”态度,一再让我想到他在《回首锦城一茫茫》一文中花了大力气去追随的杜甫。在蜀地颠沛流离的杜甫,写了多少关于旅行的詩歌;但如果安定下来,要建造一座草堂,那么一砖一石,也可以是歌咏的对象。难怪阿来这么关注这位一千多年前的汉语诗人:那显然不仅因为两人都长久地客居在成都,更因他们共享着一种传统,一种中国文人的传统。选择使用“文人”这个词,而不是“知识分子”,或者“诗人”、“作家”,是因为似乎唯有它能够逃脱现代意义的附加。“士”或许也可以,但似乎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更为广远的理想与诉求。相比之下,“文人”给人的感觉孱弱一些,但也因此强调了“士”这一身份侧重私我层面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当退居、独处,作为渺小的个体来面对浩瀚宇宙的时候,该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呢一个有根底的文人,是超越了现代的专业分工,也超越了宠辱穷达的,能够始终将求知、思索与审美视为生活方式,不断拓展对于未知世界的认识,丰富自己的精神结构。这样一种久违的形象,在阿来的这本小书中,再一次浮现了。

這就可以解釋,爲什麽阿來會願意將這些來源雜亂的文章放在一起,編集成冊。這當中有創作談,有讀書筆記,有遊記,有廣義的悼文,有演講稿,還有因采風而寫的應酬文章。後者最令人驚訝。既爲“文人”,難免接到些邀請,受到些款待,然後出于禮貌,寫篇文章作爲答謝。這樣的應酬文章,寫得好的不多,所以少有作家願意收進文集,阿來則是少數例外中的一個。我以爲,敢于如此“例外”,固然是因爲職業尊嚴——作爲以寫作爲志業者,凡是出自“我”手的文字,無不可以見人。但根本而言,其自信和底氣來自一種屬于“文人”的生活態度——無論因爲怎樣的機緣,所有看似偶然的相遇,都自有其價值,而這價值應該爲“我”所認識;至于寫作,對于“文人”而言,本就不是外在于生命的刻意創造,而是嚴肅生活中自然生發的傾訴。因而文章的質地好不好,與是否因應酬而作無關,而只與作者的精神強度有關——古人多少名篇佳作,不也是宴飲之余的酬答嗎

所以同樣是看展覽,品印刻,阿來看到的是藝術品背後的家族往事,乃至于四川一地的文教傳承(《一家金石味前因,紹父箕裘倍百男》);同樣是遊山水,賞古木,阿來思考的是現代以來中國自己的話語方式是如何被外來命名系統壓抑,而又逐漸找到發聲方式的大命題(《水杉,一種樹的故事》);即便是喝酒吧,阿來喝的也仿佛不是酒,他飲的是蘇東坡的放達(《川酒頌》),是歲月與田野的醞釀與回甘(《正逢重陽下沙時》)。阿來絲毫也不掩飾寫下這些文章的因緣——沒錯,是因爲公務或是朋友的邀請,到這裏來了,看了,也喝了,所以要寫下點什麽。但如果說這是爲應酬而寫,倒不如說這樣的看、喝,然後有感而發,本就不但是阿來的世俗生活,也是他的精神生活。于是,這樣寫下的東西,也就更真誠,更坦白,更能見出一位當代文人的生命氣象與精神結構。

我因此特別喜歡阿來在李莊的那次演講,演講的場合是李莊所在區的幹部學習會。李莊古鎮近幾年做得有聲有色,因爲抗戰時這裏邀請和容納了同濟大學、史語所、營造學社等文化機構,所以現在李莊旅遊也有一個特色,是和文學機構(如《十月》雜志)深度合作。如此一來,請本省的作協主席阿來講兩句,就再合適不過。通常這樣的演講,講講故事就足夠了,至多再談談文學的價值,感念一下當地的善舉,但阿來卻講得認真了起來。他當然也提到曆史,但更重要的是談到我們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談到了“士”“紳”兩種身份、兩個傳統,是如何在漫長的曆史中相互作用,彼此呼應。阿來強調“紳”作爲土壤,對于保護中國的讀書種子至關重要;這實際上也在向我們說明,當“士”走向大地,會表現出怎樣綿長而堅韌的力量。阿來講了兩個故事:一個史語所的年輕人,研究做得不夠好,就去金川當了縣長,幾任縣長都不敢管的一個劣紳,他一上任就給斃了,自己當然也就因此而死;一位李霖燦,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被杭州美專派到麗江做調查,在中國人裏最早留下有關麗江的材料,阿來因此關注他,卻找不到有關他的任何信息,後來發現他因搜集美術資料而接觸到納西族文字,于是退回書齋,默默鑽研,成了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的第一代中國學者。這兩位近一百年前的青年,一壯烈,一沈潛,卻都在艱難的時勢裏共同印證了阿來的一個判斷:“士對自己從來都是有要求的”。

阿來講李莊的“士”和“紳”講得不僅深入,而且動情。在那些關于曆史和傳承的講述裏,當然同樣有一個“我”在其中。由此來讀這本文集的前兩篇——關于寫作《雲中記》的創作談——或許能理解得更透徹些。如果不是對自己有要求,阿來何必要等十年才來寫那場災難十年之後又如何還能夠書寫那場災難十年裏,阿來讀書、旅行、應酬、喝酒、看山、看廟、看桂花,但同時又始終沒有走出2008年的汶川。這樣的背負,與在這樣背負當中的行走與思考,同樣呈現與印證了當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結構。——或許,就此而言,一般理解的“文人”兩個字,分量確乎輕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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