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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紅色題材創作亟需經典意識

來源:《長江文藝》 | 張麗軍

“昨天的英雄,如何打動今天的觀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曉東針對當代文學中的曆史敘述提出了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這不僅呈現出當代紅色經典教育所面臨的時代語境轉變帶來的接受新困境,而且表達出了當代紅色曆史題材所面臨的新時代讀者、新時代語境、多媒介文化等因素構建的創作新困境。面對教學書、課堂上、紀念館裏一次次傳遞、表達和建構的耳熟能詳的紅色革命曆史文化,當下的紅色革命題材的傳播、接受與創作面臨著如何出新、如何突圍的巨大難題和困境。

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看到一些本來有著很高意義和價值的紅色革命曆史題材作品,被立項爲重要作品扶持、被寄予厚望,但是最終卻因爲觀念陳舊、內容了無新意、敘述手法庸常、人物沒有鮮明性格而泛泛爲一般作品,或束之高閣,或無人問津,沒有進入讀者接受環節就已經陷入了窘境之中。因此,對于吳曉東教授提出的問題,無論是從紅色革命曆史教育角度,還是從紅色革命題材創作而言,我們都應該給予高度重視,都應該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只有在強烈的危機意識下,我們的作家才真正自覺地去尋找紅色革命題材當下創作的新路,以一種突圍、創新的探索意識,汲取曆史經驗和智慧,去創作屬于新時代的、具有與當代文化對話意味的新紅色經典文學。而這種具有新時代文化氣息、接時代地氣的新紅色經典將從根本上有助于新時代紅色革命曆史教育的有效實施。

事實上,我們在紅色革命曆史題材創作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以欣慰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有一些跨越時空、經過歲月考驗的“紅色經典”。柳青的《創業史》在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後,依然是當代文學作家和研究者所談論的熱點。尤其是21新世紀以來,柳青及其《創業史》正被研究者從各個不同方面進行著分析和探尋,乃至構成一種“春風到處說柳青”的獨特文學史現象。2015年筆者在北京大學訪學期間,在校園裏漫步時,擡頭猛然看到一張讓我感到驚喜的海報:梁斌的《紅旗譜》被天津人民藝術劇院改編爲話劇,即將在北京大學禮堂隆重演出。此外,河北省話劇院、南開大學學生話劇團等都曾改編、演出過《紅旗譜》。而海報中的朱老忠形象高大、奪人魂魄、光彩照人,這就是文學作品的經典魅力,穿越時空依然與當代人進行精神對話。柳青《創業史》和梁斌的《紅旗譜》這些紅色經典爲何依然散發著迷人的魅力事實上,無論是柳青,還是作家梁斌,他們都爲各自的文學經典創作積蓄了充足的生活經驗和深厚的生命體驗。柳青爲寫《創業史》,從大都市來到農村,一住就是14年,早已經與農村、農民、鄉土生活融爲一體;經曆過“五卅慘案”、反“割頭稅”和高蠡暴動等驚心動魄的革命鬥爭,梁斌在革命勝利之後,把在心中醞釀、積累了十多年的“紅色故事”書寫出來,成就了《紅旗譜》這部經典。無比豐富、深邃的生活永遠是作家創作的鮮活源頭。正是基于深厚的生活積澱,柳青和梁斌的紅色革命題材作品才有著活色鮮香的生命氣息、地域氣息、民俗文化氣息,描繪出了一個地域的、時代的、一群有著獨特鮮明性格和深厚精神意蘊的典型人物形象所構成的立體曆史畫卷,即勃蘭兌斯所言的“心靈史”意義和價值。和《創業史》《紅旗譜》一樣,楊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曲波的《林海雪原》、劉知俠的《鐵道遊擊隊》、馮德英的《山菊花》、郭澄清的《大刀記》等紅色經典,都以其“心靈化石”般的記錄曆史和抒發時代情感的巨大價值而一再震撼閱讀者和研究者,構成跨越時空的心靈對話,啓發當代中國民衆思考曆史、現實、理想和未來。

“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创作经验给我们很多启发,但是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这些经验与他们的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当代中国作家没有亲身体验和经历红色革命斗争历史。因此,今天的作家进行红色题材创作面临的困境就在于,如何感受和体验“昨天的故事”如何进入“历史之河”昨天的历史故事,今天又该如何重新讲述如何有效进入新时代读者的心灵之中实际上,对于这个时代难题,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审美思考。“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正如小說里对高密东北乡的复杂、多样、魔幻般描绘一样,莫言的《红高粱》塑造了一群“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的民间野性草莽英雄,极大扩展和丰富了以往革命历史叙述的单一维度,呈现出历史多元化、整体化、深度化的新经典探寻。高密东北乡的民间草莽英雄为抗日流淌的鲜血染红了那在风中摇荡的殷红高粱。

與莫言同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的軍旅作家苗長水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是佳作叠出,引起一片喝彩聲。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宋遂良、吳義勤、李運抟、羅崗等人都對苗長水的紅色革命曆史題材新創作給予高度評價。雷達說:“他的創作是當前文學中的一個奇迹,一個幾乎不可能出現的奇迹。他居然在對于當代讀者已經普遍喪失吸引力的題材、人物和情節模式中,在一片舊的土壤上,營造出蔥綠的、生機盎然的審美新地,發現了我們己非常熟悉且已失卻興趣的人物身上新的精神底蘊。這些作品的外觀是那樣地舊,但它們包含的情感又是那樣地新鮮和溫熱。”苗長水在大家耳熟能詳的紅色革命曆史題材中書寫出了異樣的、新質的東西,“舊酒”釀出了“新味”。在《非凡的大姨》中,苗長水打破了以往的單線、宏大的集體敘事,而是采取李蘭芳本人和前哨聯絡員的雙線、個體化敘事,刻畫出一個鋼鐵女戰士“李蘭芳”的“俠情柔骨”,以及那個前哨聯絡員對曆史的清晰的、深刻的文化自覺和獨特認知。以往的紅色革命英雄敘事是大理石般無比堅硬的、無名的、集體屬性的,而這個聯絡員之所以到處刻下“李蘭芳”的名字,就是想告訴後人,那些送了丈夫送兒郎、最後一口糧食做軍糧、在冰水中長時間用柔弱肩膀扛起門板爲部隊架橋的沂蒙山女性,是有名字的,是那個叫“李蘭芳”的女性組織起來的娘子軍。正是這樣無比熟悉的紅色革命題材,在苗長水的《非凡的大姨》那裏賦予了新的靈魂,注入了無比溫熱、無比細膩的生命之氣,昔日暗淡的、褪色、熟稔的革命曆史煥發出熠熠的精神光澤。

新世纪以来,同样来自军旅的徐贵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历史的天空》塑造了一个从农民到将军的梁大牙英雄形象,一步步展现他艰辛的、自我蜕变的精神成长史;而且在长跨度的革命叙事中,呈现革命内部的不同声音及其多样性,描绘出革命“历史的天空”的迷人瑰丽。2019年,徐怀中的《牵风记》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說删繁就简,以洗练简洁的语言塑造了与梁大牙性格截然相反、出身和成长经历迥异的儒雅高级将领齐竞。有意味的是梁大牙和齐竞都是无比的纯洁和忠诚,吟唱出了21世纪红色革命文学“新曲”,对革命、战争、人性、美有了新的思考和书写。

不僅文學創作如此,當代影視劇方面在審美理念、創作手法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也有新突破。《亮劍》無疑是當代最受觀衆歡迎的、最生動的、最富有個性化品格和鮮明飽滿人物形象的電視劇。劇中的主角李雲龍,飾演對手戲的楚雲飛,乃至裏面的一些次要人物形象如和尚等人,都讓觀衆驚喜不已。毫無疑問,這是紅色革命曆史題材在新世紀文化語境中的一個飛躍,極大拓展和豐富了紅色革命曆史題材文藝創作。但是我們也不諱言,當代紅色革命影視劇也出現了如“手撕鬼子”等滑稽、戲谑、搞笑的“抗日神劇”,而在一定程度上亵渎和扭曲了紅色革命曆史文化。

总之,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无法重新亲历那些革命历史。但是,我们要有历史危机意识,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还原历史”、“进入历史”、“复现历史”的途径、方法和理念。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次屈辱的战争,从一次次屈辱中奋起反抗,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才逐渐实现了建立新的“站起来的”民族国家;之后的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我们民族在一次次的浴火涅槃中重生、崛起和壮大。从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到延安文学的赵树理、孙犁的写作,到包含十七年文学的当代红色经典写作,百年中国文学已经有了深厚的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丰富积淀和多元探索。时至今日,中国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小說创作,已经经历了数个时期的变迁,经历几代人的积累,应该到了进行深刻历史反思、总结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出大部头、出《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这样的革命经典的时候了。而绝不应该是对前人的简单模仿,绝不应该是陈陈相因,裹足不前,绝不应该是简单地跟风、追风,而应该是怀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如同司马迁一样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记忆民族历史、传承革命精神、铸就文学经典的理念,创作出属于中华民族的、也属于世界的红色革命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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